父爱如山——汪本贞大师子女追忆父亲

汪本贞先生是一位伟大的京剧音乐艺术大师，更是一位伟大的父亲，在父亲节到来之际，让我们随着汪锦生会长和汪叔夜博士的两篇文章来追忆他们眼中的父亲——汪本贞先生。

在父亲节到来之际忆我的父亲

——著名京剧音乐艺术大师“琴魂”汪本贞先生

尽管在梨园行中，长期以来演员易于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乐队演奏员的名字往往鲜为人知。但是只要是热爱京剧花脸的行当的人，很少有人不知道琴师汪本贞的名字。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在花脸唱腔艺术，特别是裘派唱腔艺术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起了无可争议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由于他的潜心琢磨，自成一格，把京胡伴奏升华到艺术境界。

先父汪本贞酷爱京剧艺术，为学艺，尽管在学校学习时名列前茅，却不惜与家庭决裂，投笔从艺。早年在富连成效力先学净，后因“倒仓”改学胡琴。十几岁起就登台为多名名角拉琴，及生、旦、净多种行当。

但是在旧社会，艺人的地位低下，生活没有保障。父亲在世时常回忆那时奔波流离，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对我们说：“旧社会时，演一场戏分一场钱，过了今儿不知道明儿，正逢战乱，看戏的人少，我和你妈穷的连张床也没有，守着炉子坐到天亮。过去管唱戏的叫戏子，现在叫文艺工作者，新社会我们这些人地位提高了，还是新社会好，你们赶上好时候了”，也许是由于旧社会这段困苦，所以父亲没让我们姐弟从事戏剧工作。

记得一次父亲随裘先生上中南海为中央首长清唱，回到家我和弟弟睡的正香，被爸爸从梦中叫醒，爸爸异常激动，对我们说：“今天我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和我握了手，毛主席很高大手也很大，毛主席穿着方头皮鞋，红袜子”，父亲滔滔不绝的对我们说，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们，我们深深的感到父亲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和感激之情。父亲又讲到一代名优金少山临终的悲惨境地，这一切对我们姐弟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四十多年来又经过“十年”，但丝毫也没有动摇我们对党的热爱。

父亲幼时学艺非常刻苦，练琴时为了专心就一人坐在房顶上一拉就一天，三九天也从不间断，幼时的苦练使他打下了深厚的基本功。抗美援朝时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露天演出，不因手指僵冷而影响了演奏，也是得益于早年的基本功底。由于有深厚的基本功底，他从不挑选所用的胡琴。什么样的胡琴在他手中都能发出穿云破石之声。一次演出由于琴码丢落，父亲竟用一个枣核代替直至终场。而其它人毫无感觉。他常用的一把拉“二黄”的胡琴“罗汉竹”的琴杠只不过是早年住旅馆时旅馆伙计所用的掸子把，另一把拉“西皮”的胡琴也是别人嫌不好而不用的胡琴。

他生前十分反感称其为裘派琴师。他认为尽管京胡是伴奏乐器，以律为主，但也是一门独立的艺术，有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父亲不仅与裘先生合作而且与多名生、旦、净名角合作，无不合作圆满。他对老旦、老生、乃至旦角的唱腔与伴奏艺术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不少学生、旦的青年演员也常来家中求教。

自五十年代起父亲开始与裘盛戎先生合作一直到“文革”开始。

五十年代中后期、六十年代初是京剧艺术有史以来发展鼎盛时期。裘派唱腔艺术也是在这一个时期才确定了在花脸行当中重要地位的。在当时，大量新编、改编传统戏的出现，唱腔、音乐也更加讲究，父亲是个老艺人，早年学艺全凭口传身授。为了设计新唱腔，他向著名京胡家刘明源、琵琶演奏家学习简谱，并吸取民乐的演奏技巧和曲调。搞《赤桑镇》唱腔设计时，常常一个人自拉自唱，反复推敲，直到深夜。在这出戏的包拯与嫂娘吴妙贞驿馆相见晓之以义的一大段独白中，父亲建议加上月琴伴奏，这可以说是开了京剧独白中加乐器伴奏的先例。

父亲在京胡演奏方面下了全部的心血，在他留下的小本子上有着“以情带声”的记录，这正是他的演奏风格。在他演奏时人们听到的不单是“1、2、3”等音符，而是时而苍凉、悲壮、力破千钧，时而缠绵、催人泪下的心声。在一次演出中拉到高亢激昂之处，致弓杆断裂，至尽在梨园留为佳话。父亲与裘先生合作二十多年，相得益彰，记得一次演出，领导对裘先生说了：“今天汪本贞不来了你那段让别人代一下就算了”，裘先生不高兴的说：“本贞不来，我干什么？”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不仅裘先生生前说过本贞的两只手，父亲也多次说过给裘伴奏。尽管二人友谊深厚，为了艺术却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多年的合作使二人配合默契，每当更换剧目时父亲总是与裘先生说声“台上见”，并不一起排练就登台演出，演出时却滴水不漏珠联璧合。

对于京剧界的小字辈，父亲总是尽心提携，言传身教许多裘派的演员如：方荣翔、马永安、杨博森、赵致远、杨燕毅都曾是家中的坐上客，不少“票友”也都得到了父亲的指点。从我记事起总是看见父亲耐心的为青年演员说戏。父亲拉着胡琴唱着，一板一眼的给他们说戏，只要父亲在家来人总不断。

在我记忆中父亲不只为多少年轻人说戏吊嗓，父亲最讨厌请客送礼的俗套，对热衷于艺术的年轻人不但不收礼，还好烟好酒招待，吊嗓直至深夜。

记得天津的一个演员由他母亲带着上我家求父亲给说戏指点，带来了烟、酒等，当时父母全不在家我收下了东西，父亲回来时大发雷霆打了我，这一切经过近四十年却记忆犹新。

正值父亲技艺日臻完美之际“文革”开始了，父亲一个旧社会连生活都无保障的穷卖艺人被打成“反革命”、“反动权威”从而被迫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多半生的舞台。在那些年里，我们姐弟分别到兵团、内蒙插队，父亲先是和裘先生一起在“学习班”里抬煤、劳动，后尽管身患癌症仍被迫去小汤山干校劳动好几年。那时父亲尽管重病缠身，仍不能舍弃手中的京胡，但那时除了“样板戏”，传统戏是提也不能提的。

父亲每逢家中来了知己总是说给算算，别人也是心领神会，拿出纸牌为父亲算，不知算了多少次的“命”，算什么时间能演传统戏，什么时间重新回到父亲为之献身耗费全部心血的京剧舞台。

裘先生去世前的最后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上午都来找父亲，有时悄悄地说：“本贞来段锁五龙吧”。最终二人也未合作过一段传统戏，等裘先生去世后，父亲提起总是嗟吁不已。
由于长期受到迫害，父亲病情日益恶化，有些年轻演员来家中，父亲常常是刚刚尿过血，就又为他们说戏，他们走后，父亲累得吃不下饭。

1977年春他预感到不久于人世了对我说：“谭（富英）先生、裘先生、李（多奎）先生下边招呼我呢，他们说就缺文场了”。在父亲临终前一天晚上他仍然给风雷京剧团的演员们说戏直到凌晨，他们走后两个小时，他的病恶化送到医院后半日便离开了人世。虽然那时“四人帮”已打倒，但直到父亲去世也没得到彻底平反。

若有在天之灵，父亲当重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感到欣慰吧。

父亲逝世时为我们未留下任何遗产，但留下了供我们终身受益的东西—对事业上的执着追求，不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值父亲节之际，写此短文，或可对艺苑新人有所启迪？

汪本贞之女、本真教育机构总裁、董事长：汪锦生

我的父亲

作为大学的老师，写文章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在我的心目中，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严厉又不乏慈爱的父亲。如果说我父亲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那就是在其坎坷的一生中，那种对其所从事的事业的始终不渝的追求与热爱。

与任何传统的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我从未见过的爷爷对我父亲也是“望子成龙”，寄予厚望。这可以从我父亲小时曾被送进法语学校读书一事上略见一斑。然而，事与愿违，我父亲并没有走“十年寒窗”，进而“飘洋过海”的求学之路，而是年仅十三岁便与家庭决绝，走上自立之路。使其能为此“执迷不悟”、义无反顾的不是别的，正是被称为国粹然而在当时并不为世人所崇尚的京剧艺术。

从拜师求艺、效力于富连成，和搭班从艺，漂泊各地；从解放后挺胸做人、艺有所成；到“文革”期间饱受迫害，抱憾而终，这期间的种种辛酸苦辣、坎坎坷坷，我母亲及我的一些师兄师姐们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父亲一生在其事业上的成就与造诣，也是早已盖棺论定，是非自有公论。作为京剧艺术的门外汉，我不敢在此妄加评论。在此，我只想写下对我父亲生前日常生活的二、三小事的回忆，以此来表达我父亲深深的怀念。

一、“掸子把”与“一块五毛八”

无论演奏什么乐器，自然都希望有一得心应手的乐器。不少演奏家对乐器的挑剔与追求，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然而我的父亲对乐器的“讲究”却与众不同：他并不迷信乐器，有时在演出时会临时提起别人的乐器用。他一生中最常用的是一把京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罗汉竹”，只不过是用在外地演出偶然看中的旅馆伙计为客人掸尘的掸子把制作的。因此，这把“罗汉竹”的琴  比一般胡琴要短。他所用的另一把拉“西皮”用的胡琴更是别人嫌不好而弃之不用的。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胡琴，在父亲的手中，从琴弦上流出的音符总是那样不同凡响——而这一点，我是很晚很晚才意识到的。

在这里，我要谈的不是父亲常使用的那两把胡琴，而是另一把——我父亲为我买的胡琴。

我是在戏院后台，伴随着京剧的锣鼓声，在师哥师姐的怀中抱大的。还没识字，我已经无师自通地会唱几段“姚期”和“白良关”了。然而，也许是旧社会从艺的艰辛使得我父亲不愿让我选择这条路，我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走上京剧艺术之路。或许是命运的捉弄，我爷爷对我父亲的期望反而在我身上得以实现。

我从小喜好的是看书、写字和绘画。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许一辈子不会碰一下京胡。文革开始时，我还在上初中三年级。经过文革头一两年的狂热后，社会上时兴演唱“长征组歌”和上演“红卫生战歌”之类的综合文艺节目。学校早已停课，参加这类活动的策划与演出，使我开始对音乐、舞蹈和戏剧产生兴趣。1968年我到内蒙古插队，插队的地方没有电，没有收音机，没有任何娱乐。第一次回京探亲，我才开始对拉京胡产生兴趣。起初是我拿出父亲的琴，对着买来的一本书学。后来父亲见我真有兴趣，才开始在一旁指点几句。短短的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到了该回内蒙时，父亲带我到大栅栏的一家乐器行。当时京剧现代戏正风行全国，乐器行中有不少人选购京胡等乐器，好不热闹。卖乐器的老先生也拿出几把比较贵的胡琴一边拉、一边向我们推销。父亲一把也没看，拿起挂在柜台外边的一把最便宜的胡琴——标价“一元五毛八”，就拉了几个过门。原来嘈杂的乐器行顿时沉静下来，只有父亲一人的琴声。只有在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几乎每天都听，并习以为常的父亲的琴声原来是那样的不同凡响。“就这把吧”，父亲轻轻地说。卖乐器的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把这把只标价“一元五毛八”的琴包上。

这把“一元五毛八”的琴后来伴随我度过了插队和当兵的六年生活。插队时，我的手因为握镐耙、锄耙而变形，手掌不能完全张开、伸直，然而，只要一有时间，尚有精力，我就会用它练上几段。寒冬，在塞外那座孤伶伶的土屋里，听着窗外呼号的北风，拉上一段激昂的西皮导板，我才领略到“北风吹地白草折”的涵义，体会到古人“金戈铁马”的悲壮豪情。夏夜里，在沉寂的原野的烘托下，拉上一曲如泣如诉的“夜深沉”来渲泄心中的愁绪。只有在那时，我才开始领悟到为什么父亲会执迷于艺术、钟情于京剧，它使我们缩短了古与今的时间间隔；它使我们拉近了远与近的地理位置；它使我们淡化了理想与现实、精神与物质的差距；它使我们的精神与灵魂在音乐声中升华。

我从来没有“下海”从艺，始终是京剧艺术的门外流。拉京胡更是从未走上正途。在这方面我的最高荣誉是我父亲的一句话：他对我说，“你的手音像我”。

二、《锁五龙》与“早也盼、晚也盼”

父亲认为京胡的本质是“伴唱”乐器，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伴角儿”而存在的领队性乐器。它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地位和艺术魅力。京胡演奏的境界在于它不仅能烘托演唱，而且能为整出戏的剧情创造相应的音乐背景，为戏中人物制定音乐主题，引导乃至推动整出戏以及演员的表演。对父亲而言，每场演出不是照本宣科的简单重复，而是一次又一次充满激情的艺术再创作与发挥。只有这样，才能使他对他的事业从不厌倦，使他会在一次演出时，激情洋溢的主力断琴杆。

父亲与裘盛戎先生合作的时间最长，但他们俩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却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解释清楚。说他们是好友，他们不经常为工作上的事引发争论。说他们不是伙伴，可他们的艺术生命乃至个人生活又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的政治生命又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他们之间来往很多，但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频繁。他们也会聚在一起谈论，但往往是在为新剧目，例如《赤桑镇》、《赵氏孤儿》等等，作唱腔设计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在演出前，我父亲并不与裘先生合练，而是坚持“台上见”。令人惊诧的是，“台上见”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合作都总是那么协调、天衣无缝。文革开始后，他们之间再没有机会正式登台合作。

文革初期 ，北京京剧团的团址在宣武门内。剧团的“造反派”强迫父亲与裘先生一起抬煤。父亲一生从未从事过体力劳动，且当时已年过半百，又患有血尿病。每天晚上回家，父亲很少说话，你可以察觉到他所受的精神和体力上的双重折磨。然而，他从没在任何人面前哼过一声。父亲是属“兔”的，也许是因为此，我从来没有把“勇敢、豪迈”与父亲的性格联系在一起，可他能默默地承受文革所带来的一切迫害，以及后来癌症的折磨，从未叫一声苦、喊一声病。他曾经自嘲似地对我讲述与裘先生“一前一后”地抬煤，试图协调步伐，活像“难兄难弟”；他得知自己也患上癌症面对死亡，还开玩笑地称自己体内的肿瘤“大得像个菜花”；他在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晚上还在与自己的学生探讨京剧，至死也没有哼过一声疼。以至于不仅外人很难相信他是身患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连我也对他的去世毫无心理准备。从这一切，我开始发现父亲性格中的乐天坚韧与倔强。

文革前，我家搬到与父亲出生地小余家胡同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离裘盛戎家很近。文革中期政治气氛有所缓和，裘先生又开始到我家串门。听父亲讲，裘先生串门的时间很准时，总是揣着个小半导体收音机。一进门打开收音机，收音机正好播出报时的声音，然后是天气预报。两个老人坐在一起，寒喧几句，然后就是沉默，天天如此，持续了很长一段日子。在那时候，隔墙有耳，不知那句话讲错，就会带来麻烦。后来，他们开始偶尔在一起来几段《杜鹃山》或《智取威虎山》中的段子。

裘先生临终前不久，又一次来我家。他对我父亲说：“本贞，咱们来段儿《锁五龙》吧？”父亲沉默了一会，叹了口气说，“还是来段‘早也盼、晚也盼、盼穿双眼’吧”。父亲拉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唱段。两人在一起再次合作一段传统戏的愿望最终也未能实现。

父亲去世后，我怕听京剧，不愿与京剧界的人来往，也从不买京剧的录音带。家中只有一盘我在加拿大留学时，我太太回国探亲特意为我买的《裘盛戎唱腔选》，但我从不放这盒录音带。现在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我十几年来第一次两次听到久违了的《锁五龙》中的西皮导板转快板：

“号令一声御帐外，不由得豪杰笑开怀。

……

今生不能把仇报，二十年投胎谋再来。

……

雄信一死名还在，怕的是乱箭穿身尸无处葬埋。”

三、“工宣队”与一床棉被

我的父、母亲都不是会过日子的人。父亲在当时算是高薪阶层，享受“高干”待遇。可自打我记事起，家中就总是入不敷出。我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在市运输公司当卡车司机。我每月一号开工资，父亲是五号。我的工资往往是“救急”用的，刚够支持到父亲开工资的日子。

除了饮食之外，父亲对衣着、住房以及其它物质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家中除了一台13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辆用文革初期先扣发、后又补发的工资买的26凤凰自行车外，没有什么“大件”。父亲直到去世，出门所穿的只是一、两套文革期间剧团发的军装和所谓的“样板服”。平常在家，常常穿的是一套六十年代初去香港访问演出时订做的、早已打了几个补丁的衣服。

对子女，父亲从不骄纵，反而是近乎“苛刻”。我去内蒙插队时，身上只带了五元钱。我带走的一只箱子是一只早已生锈的旧铁皮箱。我在废品站买了一只旧油漆桶重新钉了钉，刷上了点漆修好的。我在当兵时，身上没有一分钱，以至于部队的第一个月，在领取那第一次6元钱的津贴前，我都只是用凉水刷牙。我结婚时，父亲早已去世；我姐姐、哥哥结婚时也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然而，对朋友、对学生，父亲却总是热心相向，倾其所有，悉心指点。从小到大，我目睹了成百上千的人来我家。有的是亲朋好友，常来常往；有的则只是匆匆过客，萍水相逢。除了个别父亲根本不愿与其来往、往往直截了当地给予“闭门羹”的人外，不管是谁，一概是热情款待。父亲喝什么茶、抽什么烟，客人们也都一样。有时，家里一天来好几拨客人，我就要做上好几顿饭。

一些人后来先后有了些名气，其中个别人出名后，一改以往求学时的谦诚之态，趾高气扬起来。有的甚至在文革中参与对父亲的迫害。即使是对这样的人，父亲只是叹口气，宽容地对我说：“他们太年轻了，还不懂得如何做人啊！”

父亲待人以诚，从不指望对方的回报。他的客人中不乏名流、名演员，但更多的只是普通的年轻演员、票友，甚至仅仅是一般的京剧爱好者。他鄙视那种根据对方对自己的“使用价值”而“看人下菜碟”的为人。

四、传统与创新。

父亲自幼从艺于“富连成”，受的是最传统的京剧艺术熏陶，然而他的思想并不保守。

他的朋友中不仅有京剧界的，还有地方戏曲、曲艺、民乐，乃至西洋乐界的。父亲在艺术上是自信而又谦虚的，他孜孜不倦地自我创新，同时又博取众长，从各种艺术流派中汲取新的养料。他奉京剧艺术为自己的生命，从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他学艺时记谱所用的是传统的“工本尺”。解放后不久，他便很早学习简谱，而后更用之进行创作。文革后期，他被借调到中央乐团工作，在那里，他又开始学习五线谱。在设计《赤桑镇》的唱腔时，他打破京剧念白没有乐器伴奏的惯例，为包拯的一段念白加上弹拨乐伴奏，烘托了整个气氛……

父亲一生中教过无数个学生，但真正接受正式拜师的徒弟不过两、三人。他对自己在艺术要求极严，认为只有自己达到更高的境界才能不至误人子弟，厌倦那种滥收徒弟而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也曾接触过一些谱熟手溜、小有名气的年轻琴师，也曾试图比较父亲与他们的不同。除了艺术修养上的差别外，最大的区别在于父亲是将其全部的心血凝聚在琴中，追寻琴魂，而不是卖弄技艺。

父亲临终前的晚上，遗憾地对几个文革前后才开始学京剧的学生说：“你们也算是我的学生，可你们有的人连传统的段子都唱不了几个，传统的曲牌都拉不了几首。”第二天，父亲就去世了。当时北京京剧团的一个负责人惋痛地对我说，传统戏已经开禁了，本来还打算请汪先生多教几个徒弟，可现在一切都不可弥补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三年了。在今天，当我们悼念他的时候，除了十几年来不愿触及而又永远不能解除的悲痛之外，也有些许的欣慰。父亲不是英雄、不是伟人，也没有给他的子女留下任何物质财产。但他为我们留下了令我们终身受益的精神财富——那就是对事业（无论是任何事业）的追求与奉献；对人的真诚与热情；以及自立、自强、乐天的精神。

我从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但此时，我希望这是真的，那样，父亲的在天之灵就可以看到他一生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今天又有了蓬勃发展的新的生机；就可以看到他的朋友、学生们并没有忘记他；就可以看到他的女子们没有让他失望。

戏剧人生，人生戏剧。父亲的人已去，但音还在！

汪叔夜

二OOO年十一月八日凌晨于香港

会长：汪锦生

著名京剧音乐艺术大师，京胡演奏家汪本贞先生之女；北京少儿京昆艺术教育学会会长；本真教育机构创始人董事长；中国第一套进阶式《京剧启蒙》系列读本作者；进阶式“京剧启蒙”教程，教法“ 京剧启蒙游戏化”创始人；北京市教委学前处“汪锦生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资深学前教育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十二五“传统文化，促进儿童全面素质发展的实践与研究”重点课题负责人，所写论文多次获奖。她十余年坚持运作的“京剧启蒙，国粹传承”项目工程获得北京市社工委北京市文联所授予的银奖。

编委会

总编：汪锦生

编委会（排名不分先后）：偰嫤、罗兰、张凌、赵宝忠、王如昆、李连仲、王明明、衣兵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王玉珍、田有亮、米南阳、刘桂欣、孙毓敏、李卜春、杜凤元、宋丹菊、李亦平、张学浩、欧阳启名、康万生

猜你喜欢